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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木向三个日本青年讲了一通他所了解的天地人三者间的关系.三名日本人似茅塞顿开.现在暂且将他们放下.让我们再来观察在地球村,所谓的科学崛起后,现代社会对有宗教色彩的信仰,意识与健康关系的评价.

        1988年，美国旧金山总医院心病学家罗道夫?伯德提出。经常做祷告的心脏病人的感觉要好于不做祷告的心脏病患者。

        2005年。哈佛大学心病学家赫伯特?本森一个大范围的研究项目向罗道夫的观点发出挑战,称：做祷告的原心脏病人与不做祷告的比率相差无几。前者为52%。后者为51%，旗鼓相当，难分高下.如此接近的数据中不足以构成基本的科学依据.做祷告的人究竟从此行中得到多少益处,不可能量化出来。因无从知晓行为的效果。所以不能决定是否要做祷告。

        但这个例子说明问题的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力量对各种病态有天然的抗衡能力.若正面引导，人的精神力量对各种病毒的抵抗就会产生如虎添翼的作用;反之,人的抵抗力则在病毒面前土崩瓦解.

        为什么会这样？

        哲学上有一句名言：没有无缘无故的存在.自然界既然创造了人类，就必然会赋予人类抵抗天敌的“本领.人的精神及其对人体的统帅机制是造物主赋予的“法宝”，是与自然界、天体相呼应的表现形式.现代科学已肯定此点,但它比中国的黄帝内经晚说了四千七百年.

        药物治疗是人为的,非自然的。是对人自身不当行为造成病态的一种补救,是自作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可有可无的.人类并没有因为现代医学的昌明而摆脱危险,人的“病毒”是自身.

        人体诞生之初就打上了“天人合一”的烙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大限度地声明：药物无效，病人死亡。由此看来，安慰语的作用在人走向死亡时不可或缺.

        怎样解释安慰语的物理作用呢?研究人员称,这是人脑的一部分从世界吸收了有利于肉身的数据和信息,并将它们传递到肉身可控的其它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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