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些事就是那么凑巧，李治轻微眩晕并无大碍，只是宫外之人并不知晓真实原因，因此，等到李治病愈上朝那日，宰相之一，身为“侍中”，爵封“颍川县公”的韩瑗，殿前参劾“卫岗县男”冯宝，称其“罔顾朝廷法度，征战归来不覆命，乃罪一也；无皇命而擅自南下，此罪二也！当二罪并罚，拿入‘大理寺’问罪。”

        李治当时是一个字都没说，但是铁青的脸色却是群臣皆看在眼里。

        韩瑗等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无不心喜，以为可以凭借此事搬到冯宝，进而断去谢岩的有力臂膀，从而通过此事打击支持“废王立武”上位的官员，以便重新赢得在朝堂上的主动权。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皇帝从来没认为冯宝有什么不对，相反，却觉得韩瑗一伙是故意给自己难看！

        在李治看来，韩瑗他们必定已经知道了“赐婚”一事上的内情，所以才会揪住冯宝的问题不放，这哪是向冯宝“问罪”，简直就是在当面责问自己才对！

        朝堂之上发生的一幕，武皇后很快便听说了，她立刻意识到，自己“报答”韩瑗的机会来了！

        于是，武皇后一边吹“枕边风”，诉说韩瑗的种种不是，一边通过母亲杨氏，找到“礼部尚书”许敬宗，明确告诉他：“陛下已知‘赐婚’人选之误，望其好自为之。”

        许敬宗何等人物，立刻明白了皇帝脸色铁青的原因所在。对他而言，有韩瑗冒出来承担皇帝的怒火那简直就是“天赐良机”，更何况他觊觎“侍中”之位久矣，此时不行动又更待何时？

        于是，经过两日紧锣密鼓的策划，一封弹劾韩瑗的奏疏，出现在皇帝的书案上。

        奏疏中称：“韩侍中于人前道‘褚公（褚遂良）公忠体国，是为贤臣，当召回朝堂为宜’，此乃无视陛下之举，当予以问罪云云……”

        李治对于事事和自己唱反调的韩瑗早就十分不满，加上这一次“故意”给自己下不了台，心里已经是怒不可遏，只是碍于没有借口，无法降罪而已。现在有了这份奏疏，等于是有了充足问罪的理由，至于奏疏里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那根本就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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