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守正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但他心里清楚，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他看来原因至少有三。

        首先，张居正无视了本朝是一个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国家。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朝廷的行政能力有限，虽然有各种律条颁布，但在实际操作中，完全无法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所以必须要靠道德来维系社会的稳定。

        说白了，就是反复宣传儒家道德，让大家都做个低欲望的好人，使社会像羊群一样易于管理。人民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会自己吃草，还能贡献奶皮毛肉。这样只需要几头牧羊犬，就能管理成千上万头羊，行政成本自然大大降低。

        所以在天朝的统治中，道德是至高无上的道，具体的行政能力则是不重要的术。道德非但可以指导一切，甚至还能代替法律。这就是为什么言官总是从道德上攻击大臣。不管一名官员多有能力，只要道德上有瑕疵，就算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仕途也会被终结掉。

        而张居正居然妄图以法律治国，将法令置于道德之上，代替道德指导行政，并作出最终的裁决。这是动了大明王朝的根基，掘了文官集团的祖坟！能不引起他们强烈的反弹吗？

        因为道德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两三千年的经典依然不会过时。所以读书人只要饱读经书，不必有任何行政经验，就可以指点江山，批评朝廷的行政决策！

        而法令是要与时俱进的，无法笼统概之，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并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修改或制订新的法令。

        这就要求术业有专攻了。譬如军事方面的政令，如果不在道德范畴，而在技术层面讨论，那就只有经验丰富的兵部官员才有发言权了。

        财政、税收、水利、工程、司法等等各方面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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