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KAC的人干的！”汪敬尧气得直跺脚。

        “这毫无疑问，他们在总参二部里也有眼线，得知我们要来找这个人，所以提前把他解决了，断了线索。”于蓝说。

        “那可不可以利用顾墉的家人把他引出来呢？”这时在一旁沉默了很久的索飞发言了。

        “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的特勤分组已经对他的住所和家属实施了严密监视，至今还没有收获。”汪敬尧回应说。

        “呃，可能我没表述清楚。我指的是利用家属不单单是监控，而是通过他的家属的召唤使他现身。”索飞解释道。

        “这几乎不可能。”于蓝当即否定了他，“从去年十月份以来，他就不再和家人联系了。只会不定期地回家看看。他只有一个集团内部人员的联系通道，那是个卫星电话。外界的人想

        要联系到他根本不可能，就连部队高层的人要找他也得亲自派人去传话。期间有人说他架子太大要给点颜色给他看看，结果说这话的人被割了只耳朵，可见这位肩上顶着空军少将军衔的怪胎手法有多么强硬。”

        事情就这样进入了一个难以解冻的僵局。国安部紧锣密鼓的行动已经引起了KAC集团的重视。因为几天后，汪敬尧垂头丧气地告诉我们，他被降职了，调岗到了电子侦察处做一名小科员，行动队也解散了，与六号院有瓜葛的一切行动都被取消了。

        “国情就是这样。”他无奈地甩下一句官场上的口头禅，然后表示，虽然不在其位，但还是会尽力协助我们。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们不仅又回到了孤军奋战的窘境，而且没了国安这把保护伞，随时有生命危机。

        更糟糕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些，厄运就像八月十五的钱塘江浪潮一样，接二连三地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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