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翩翩而至地惠丰大班沈弼和高爵士的一番深谈，显得格外重要，又意味深长。

        在高爵士的游说下，港府辅政司夏鼎基于财政司任期末，促成惠丰、渣打、有利三家港元发钞银行，就改良版货币发行局制度进行小范围实验运行，进而对于如今的，改良版货币发行局制度、外汇基金独立运作在香江引起的轩然大波，惠丰和渣打可能有惊讶，但绝不至于意外。

        在具体反应方面，惠丰颇有一种端着架子的高高在上姿态，该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该卖力辩论就卖力辩论，只是一直没有亮明，到底最后支持谁的态度。

        这次沈弼和高弦的对话，开头就挺有意思，“惠丰不反对高爵士管理外汇基金，甚至原则上还支持高爵士。”

        高弦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时候惠丰要开出最后的条件了，“多谢沈弼爵士和惠丰的信任，改良版货币发行局制度的全面落实、外汇基金的独立运作，始终离不开惠丰的支持。”

        “高爵士一直能人所不能，如果外汇基金只是保障港元发行，那就太大材小用了。”沈弼注视着被自己坑了好几次，却最终都没坑到的高弦，开出了条件，“我认为，外汇基金还能独力承担起香江银行业‘最后贷款者’的重任。”

        一听这话，高弦在惊讶之余，心中还有一些明悟。

        所谓的最后贷款者，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之一，说白了，如果有银行遭遇挤提或者出现危机，其必须出手援助；或者，当整个银行体系头寸吃紧，它还负责提供隔夜信贷等等。

        一九六零年代的香江银行业危机，做为香江准中央银行的惠丰，就扮演了这种角色；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渣打，也帮着打下手了。

        当然了，惠丰不会白忙乎，做为准中央银行而收获的垄断利润，那可丰厚得很，甚至还拿下了恒盛银行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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