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前一个月前的正月九日，加增萨摩的岛津忠恒知行五万石，以奖励其在朝鲜泗川之战的军功(注：岛津忠恒是义弘之子，他没去朝鲜，军功实际上是他爹义弘打来的)，至于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万石，是作为其普请越前府中城的普请费用。

        由此可见，大老连署的知行加增事项，除了实现秀吉生前遗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至于子继父的遗领安堵、当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转封，则只是对于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确认罢了。

        因此从上述比例可见，五大老虽然具有知行宛行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知行新增例子极其有限。

        在庆长五年(1600)二月一日，德川家康曾独断下发宛行状，将森忠政由美浓七万石加增至信浓十三万七千石；同日免除田丸直昌五千石的军役；二月七日，加增细川忠兴丰后飞地六万石。

        家康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巧是在前田利家死后，其他三位大老在本国的空档。待同年四月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回来后，又再也没有哪个大名新增知行了。

        而且，从上述诸多宛行状来看，都有“被宛行之”，可见知行授予的实施主体并非五大老，而五大老只是名义上代为执行，其授予主体依然是作为权力顶点的丰臣秀赖。

        不仅如此，在丰臣秀吉死前十三天，即庆长三年(1598)八月五日，五大老与五奉行互换的起请文中，互相保证遵守法度、不结党，其中关于知行的要求也是一样。

        在丰臣秀赖成人前，凡知行之事首先要详细调查，再由家康及其他大老外加五奉行会商，最后遵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施行。

        众所周知，五奉行中只有浅野长政向家康稍微靠拢，石田三成则是强烈的反家康派，因此绝大部分场合下，五奉行方面在数量上占优。

        再加上其他大老也不一定希望看到家康一人做大或者卖好，所以家康虽然被放在五大老之首的这一极其尊崇的位置，但实际知行加增这种最重要权限，依然会受到其他大老和奉行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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