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担任司礼监掌印并逐步掌握朝政大权的刘瑾，开始点燃第二把火。

        这把火是在内阁提出对九边财政审查后，由他牵头进行的第二波九边库粮审查，这次审查不是针对朱厚照登基后，而是向后推到了弘治十年到正德元年近十年的钱粮亏空，如果账目审查出问题，曾在九边任职的官员通通要被问责。

        因为调查时间段跨度很大，很多官员都有在九边任职的经历，圣旨下达后，人心惶惶。

        谢迁这边朝官拜访的频率明显增加，他的府邸多了很多拜帖，长安街小院门前有人等候，甚至连他进宫时也有人在宫门口堵他，就为了跟他见面说事。

        谢迁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自己惹来的麻烦自己解决，我一概不问。

        刘瑾打着皇帝的旗号行事，从中下层官员和普通民众的角度而言，这是反腐，揪出贪官污吏，是大好事，只有朝中曾在九边为官的人才知道其中的水有多浑，谁也不敢说自己绝对无辜。

        谢迁本着的态度就是凡事不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这边安安稳稳便可。

        有什么事，别来找我，我不会给你们说项，甚至陛下和太后问及这方面的事情，我也插科打诨蒙混过关。

        进入正德元年二月后，一切都跟弘治十八年情况不同了，朝中刘瑾大权独揽，几乎所有事情都围绕刘瑾转。

        甚至连各地奏本到京，也不先走通政使司而直接去了司礼监。

        刘瑾为防止内阁票拟不合他心意，或者被谢迁截留奏本直接面圣，刘瑾便想出一个主意，那就是让各地到京奏本，一律一式两份，一份以红揭为标示，先送到司礼监让刘瑾提前知晓，称之为“红本”；另一份则不以标志，在刘瑾审查无碍后，送到通政使司走内阁票拟、司礼监朱批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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