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不管是底层平民还是社会地位稍高一点的自耕农、财主,之前对帝国持负面态度的,其实只有那些习惯以武犯禁的侠,和喜欢以文乱法的儒。
而《周史》案之后,有些轻侠和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有些坐歪了的儒士反而对徐世杨和帝国有了一些好感。
对侠客们来说,徐世杨那个对汉人宽大处理的批示,让他们觉得徐世杨这个人至少不是个暴君,那种想象中的暴君横行暴敛、欺压良善的场景,至少在汉人中不会发生。
那么,他们对抗朝廷,为民伸冤,就成了自以为是。
人就是这样,不管事实如何,若是认定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那么他做多少没下限的事都是正常的。
但若是正好相反,那么人做事的信心和决心就会崩的十分夸张。
一个例子:华夏古代的汉奸军队,通常战斗力都不低,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战,异族能够给他们烧杀抢掠的机会,他们就认定这是正当的。
徐世杨前世的两个鞑子政权都是以本族为核心,汉奸为主体的组合式军队。
但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以后,为异族服务的汉奸军队就成了弱鸡的代名词,不仅仅是华夏,在别的国家也是类似,伪军就没有一个有战斗力的。
转回话题,到1798年底,随着《周史》案和大理刺驾案的结案,以及帝国强大的宣传机器对徐世杨的吹嘘,除了因为自身利益被帝国彻底剥夺而反帝国的少数人外,真正还在质疑帝国合法性的汉人已经很少了。
而且,那些一意反对帝国的轻侠和儒士,大部分也发配到边疆塞外了。
在那里,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支持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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