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姐，按经营性公司来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这个基金的目的和运作方式来说，这又是合理的。”我解释到：“我们按大目标和小目标分别说。大目标呢，我们是一致的，就是想多帮助一些贫困山区的学生，通过教育，让他们家庭改变贫困的代际传承。小目标呢，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就是积累功德，为自己一生取得价值感。对不对？”

        他们点头，表示认可。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制度即使有漏洞，也不会产生损失。从运作方式来说，这更增加了你们的负担，不好意思的，是我们。”

        “这怎么说？”文大姐问到。

        “比如，你们在报账用钱的时候，会更加谨慎，起码增加了你们的心理负担。更重要的是，你们开拓出这些多样化的渠道来，就增加了你们的工作量，这是精力负担。比如这几天，你到昆明去，家里这一摊子事，就丢给刘大哥一个人，这一点，我和妍子，其实是非常感动和尊重的。”

        互相客气一番，事情就这样基本定下来了。我们还定了明天的事。有几个歌舞水平比较好的，考特长生落榜的，但进入民间艺术院团演出，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决定，明天先让文大姐征求这些孩子们的意见，然后，愿意去的，就来这里，我们请那几个贵州来的老板，看一下。

        当然，明天请客的钱，必须由基金出，再不能让他们夫妇贴钱了。

        我对刘大哥说：“你们能够拿得出来的硬菜，就上，与孩子们的前途相比，这点钱，不是问题。”

        当天晚上，文大姐通过电话，与老师和学生沟通，结果，有八个孩子，愿意来。

        在我们内地，关系孩子未来工作的大事，一般都是家长说了算。但在这里，操作方式却不相同。因为，这些孩子的家长要么在外地打工，联系不便。要么没文化，根本不懂得这个工作的意义何在。更有甚者，连县城都没出去过，更无法沟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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