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签合同过后，几位老总就分别留下自己招聘的学生，告诉他们报到的地点和电话，以及注意事项，还有哪些，平时需要加强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几位老总，是真诚的。

        我跟文大姐和刘大哥在一边，商量了一下，作了一个决定。学校所有的学生，毕业后，不管是上大学还是院团招工，第一次出门的差旅费，由基金出。帮人帮到底，哪怕每个人只有几百块，对于他们家庭来说，或许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

        学生离开后的三天，那几位老总也要回贵州了。他们很满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演员苗子，并跟我们约定，每年，他们都要来一次，要我们培养好学生，有目的地招聘，比到处瞎闯强得多。一想到学生们的出路，又多了一个可靠的河道，我与文大姐和刘大哥，都显得比较兴奋。

        很快，就到了会考的时间了。在会考前，我与刘大哥就提前几天到了学校，找老师和学生座谈，了解这种教学模式的开展情况。老师们都说，学生们提高很快。对口的昆明的重点高中的老师，来上课时，也让他们作为教师，都受益非浅。学生们也很喜欢这种教学模式，表示收获很大。

        但是，这只是主观感受，与客观的评价标准，还是有距离的。而会考后，与州内其它学校的对比，才是最直接的体现。

        当州里抽派出监考老师到校时，我们其实都很紧张。按会考的规定，监考老师主要是本校的老师担任。但是从其它学校交叉派遣出巡查人员，以保证监考的严肃性，或者说，保证会考成绩的真实性。

        我和刘大哥不是教育系统的人，当然不能参加监考。当时，我们只是到学校的食堂，帮助食堂改善考试期间的伙食，又补贴了一些钱。

        有的外校监考老师，是带着看稀奇的眼光来看这所学校的。毕竟，我们这种支教的方式，他们没见过。当他们看到每个教室的屏幕设备时，都感到很是羡慕。最让他们直观感受到冲击的，是食堂的伙食。

        “全州的高中我都去过，就是大理一中，也没得你们这个伙食的标准高。”一名大理的老师在吃饭时，这样说到。

        刘大哥不得不谦虚地说：“这只是考试期间才这样，加了钱的，平时没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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