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中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我拿着盖着北京大学毕业生办公室骑缝章的个人档案，还有一张自己精心准备的个人情况介绍，恭敬地站到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赵副总的办公桌前。

        赵副总就是二姐单位方科长的好友，正是因为赵副总事先同意接收我来塘沽工作，所以我才心里有底地自带个人档案回到天津。要知道，在当时的北大，毕业生更多的是服从分配，由自己联系工作这种作法其实并不是主流。

        今天来塘沽应该是我平生第二次。第一次还是十几年前父亲在世时带我来的，那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到塘沽宾馆慰问在这里搞现场设计的设计院同事，赶巧那几天母亲参加天津市第六次妇代会，由于在天津宾馆驻会不能带孩子，父亲便把最小的我带来塘沽，大姐二姐则留给幸福里赵伯和赵婶帮忙照看。

        我对那时的塘沽根本没有任何印象，所以今天来的路上也就没想看窗外到底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其实，更让我没有心情观察窗外的是严重的晕车反应。我对密封性能超好的进口汽车有种天然的不适应，那年帮尚斌他们往天津贩卖海淀模拟试卷，那种公爵王轿车就曾让我一路晕车难忍。今天早晨来开发区，搭乘的也是日本原装进口车，只不过是那种可坐十几人的高级面包车，这车属于二姐她们公司设在开发区的合资企业，用于每天接送住在市区的员工往返塘沽。

        一个多小时50多公里的晕车煎熬，让晕头转向的我此时站在赵副总面前颇有些心神不定。当然，赵副总全然不会理会这些，他用桌上的电话机立即叫来一位年轻工作人员，然后指示他说：“这就是老石说的那个北大毕业生，你带他去电算中心吧，报到手续回头让他们办。”

        我被带到走廊尽头的一个大房间，看到房间门框上方贴有“电算中心”的标志牌，再看到房间桌子上摆放的十几台白色显示器，我心里便开始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果然不出所料，从房间深处迎面走来一位貌似负责人的中年人热情地对我说“你就北大毕业的小张同学吧，赵总说你就在咱电算中心入职。我简单介绍一下咱这套ibm小型机系统的基本情况······”

        没等这位负责人介绍完，我便打断他的话急切地说，”对不起，可能是弄错了，计算机的事我不太会，我想做的是情报研究。”

        对方被我这番听起来不着边际的话给说楞了他面向那位带我来的年轻人面有难色地说：“那还是问赵总吧，咱电算中心现在只是编程和数据处理。”

        从开发区回来的转天，我就跟着二姐再次来到她的单位见方科长。方科长听我讲述昨天去开发区报到的经过后耐心地说：“我上次听你介绍专业情况，记得你说偏重计算机检索应用，为此我还向老赵再三强调，看来咱们还是没沟通好。昨天晚上我还特意打电话问了赵总，他说原来已经在电算中心给你留了一个名额，如果不能来，今年也没有其他多余的毕业生岗位。”

        方科长此时转过身笑着对二姐说：“你弟弟还是个老实孩子，其实先进去再说，以后不愿意干电算，找机会再换部门不就行啦。开发区可是好单位，84年底戳摊儿建的局级单位，专做对外招商引资，同时成立的总公司也是局级，两家合署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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