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猛然觉得要起身离开时发现时钟已指向9点，我们竟然借左院长家旁若无人地聊了几乎两小时！

        我俩连忙向左院长及其家人致谢并道别，然后一同走向中环线上的公交站，准备从这里搭乘47路公交车送她回家。

        在儿童活动中心站下车后，我们又步行了大约10分钟，直到她家楼下。一路上，我又问到她名字的来历，她说，他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感觉很憋屈，总有一种有理说不出的感觉，1967年生下她这位女儿后，就希望孩子长大后要具备畅所欲言的勇气。听她这么一说，我马上就记住了这个超凡脱俗的名字。

        一周之后的晚上7点，我与张大侃按照那天分手时约定，准时在中心公园的4路终点站见了面。

        我信守诺言地请她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喝咖啡，而她为了尽量减少我的破费，善解人意地点了酒水单上最便宜的那一款。我们俩人似乎都觉得一杯咖啡喝半天的“老赖”做法不怎么体面，喝完咖啡很快就来到中心公园边散步边聊天。

        中心公园是建于租界时期的典型法式街心公园，整个公园呈标准的正圆形，以它的边缘为起点，均匀地向外辐射出六条交通道路。

        天津的腊月寒风刺骨，而公园又是四面迎风，衣着过于单薄的我被风吹得内急难忍，不得不几次跑去附近的公厕。这种尴尬的举动不仅令自己斯文扫地，还令人家姑娘难堪不已，以至于她后来告诉我，当时她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健康问题。

        不过，我们的聊天还是充满了愉快。她讲那年暑假她本来与同学约好结伴去苏杭旅游，结果因为看错时间误了车，竟然只身一人坐上从天津开往南京的火车，并且勇敢地接受邻座一位南京大学男生的好意，由这位同学陪她在南京游玩了四、五天。她自称这是应变能力强，我则感叹她天真到无畏。

        我也把我们那年游历黄山及江浙的趣事讲给她听，包括黄山爬天都峰、过鲫鱼背的那种冒险；因为杭州餐馆饭碗太小，我们每人要了八碗饭，惊呆周边食客的那种神气；为了节约经费，我们露宿无锡站外广场，结果睡成灰头土脸的那种狼狈；还有在苏州街头追跑，不小心碰到路人，把人家骂人的吴侬软语当成苏州评弹的那种自我安慰等等。

        当然，我们也聊到彼此的专业，我希望看到她画的建筑画，她希望有机会让我帮她练英语。就这样，每周一次的见面安排被我们顺理成章地固定了下来。

        不过，作为介绍人的左院长这段时间还在依照惯例，耐心地等待双方是否决定继续交往的回信儿，直到她打电话问过大姐和那边的张校长才得知，我们两人已经开始正常交往。我听大姐一说才意识到自己太过粗心和失礼，于是转天一到单位，我就赶忙跑到院长办公室如实汇报了我们交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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