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仁宗时期，李元昊的叛乱开始之后，大宋的朝堂才突然发现，西夏已经成了大宋的心腹之患。可几场大败之后，就连仁宗也没有了信心。尤其是赋税上的不足，让皇帝和大臣们紧张万分。

        当仁宗突然发现，朝廷一年的支出超过赋税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两百万贯。当时仁宗府库里至少有五千万贯的钱财积累。但皇弟家也不能寅吃卯粮吧？

        实际上，两百万贯对于大宋当时六七千万的财政收入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寻常年景，也不过几十万贯。

        这一刻，宛如灭顶之灾般让他老人家坐不住了。也是庆历新政的诱因。什么冗官，冗兵，冗费，之类的积弊，都是假的。要是别的朝代，加税就能解决。而且就缺口来说，缺的并不多。调整盐铁税，就能彻底解决。可是在大宋，从皇帝和官员，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才是变法能实行必要条件。

        仁宗没有想过加赋。

        神宗也没有想过加赋。

        到了赵煦亲政之后，也没有想过要加赋。别看大宋的赋税连年创造新高，主要是人口多了，多了三千万人，赋税不多才奇怪。

        至于说大宋的贫富差距大，在城中的百姓和务农的百姓之间的差距，让社会底层极不稳定。可这话也是鬼话，大宋的贫富差距是大，但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地域的问题，而是职业的问题。种地的农夫收入少，主要是大宋对粮食价格的调控太严。

        大宋对粮价的平抑，已经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甚至可以说魔怔了。开国以来，有记录的粮价一直维持在200文至300文之间一石。盐价从唐朝时期的150多文，降低到最好的海盐在45文一斤。这样的价格，对于亩产才两石多的农夫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土地，租种的佃户来说，辛劳一年，根本就剩不下钱。但要说，吃饭都吃不下去，也说不过去。大宋造反多，很多造反的头子目的就很不纯洁，他们是为了等朝廷招安，好做官。

        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巨大，这才是大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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