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才是大宋文臣的最重要功绩。

        比如说王安石，他老人家在发迹之前，是荆湖学派的旗帜，倡言：天下治学，当以安危治乱。其着作《杂说》更是折服天下士人无数。真以为他老人家当初几次拒绝入京，是为了不贪慕权贵，而安心在地方做县令，这是大错特错。

        他在地方上做知县判官，用他的变法手段治理地方，真的能引起天下的注意？要不是他一篇有一篇的文章在文坛传颂，就算是在田间地头累死，王安石也不会被人重视。

        甚至皇帝都数次想要调他入京，都让他给拒绝了。

        说什么母亲年事已高，不想去京城。

        难道京城就真的比舒州要好吗？

        再说了，大宋做官，都是异地做官。根本就不可能让官员在老家做官。王安石侍奉母亲，在京城和舒州都是背井离乡。用母亲年事已高作为借口，根本就立不住。

        可是没人认为王安石虚伪，甚至都称赞王安石笃孝。

        真以为他做官清正爱民，就能让他有如此大的名声。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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