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茫茫的海面上晃动着月光的粼粼波纹，宋义趴在一个汽车轮胎上，奋力划动，游向陌生未知而又充满希望的彼岸。

        这片海域被香港人叫做后海湾，多年以后，大陆版的地图会标注上“深圳湾”三个字。

        后海湾左接深圳宝安，右连香港，成千上万的大陆偷渡者曾从这里游去香港。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

        据《大逃港》作者陈秉安查阅有关资料，历史上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更是引起了。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1979年3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很多广东人回忆说，那个时期珠江里总是有很多练游泳的人，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人们通常选择从蛇口一带下水，游过深圳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前世宋义曾经看过陆续有一些人在回忆录里写到自己逃港的经历，比如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乘小船偷渡过去的；香港“期货教父”刘梦熊则走了6天6夜才到海边，从天黑游到天亮，最后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抵达了对岸……还有千千万万的逃港人没有留下名字。

        逃过去的人，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吃尽苦头，慢慢发达起来，跻身社会上层。曾有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来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现在正处于严打时期，除了偷渡香港，宋义没有别的选择。杀人偿命，即便是误伤，没有年满18岁，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他无法想象重生后的自己，要和二叔宋在伟一样，一辈子在铁窗后面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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