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糊里糊涂的萧铣便多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萧三多。一介落魄书商、一个小小县令，如今却拥有如此大好的河山，重要的是它归萧家人掌管，个中的美妙心情，只有萧铣自己能懂。

        就在萧铣顺风顺水，一路风雨兼程、高歌前行之时时，一场来自梁国的内乱改变了整盘棋的格局。

        功臣尾大不掉，的确是摆在君王面前最大的难题。对此，萧铣又恼又怒，冥思苦想，想出一招“务农释兵权”的妙计，想通过为民减负，发展农业，裁减军队，解甲归田的幌子，达到削夺众将帅兵权的目的。

        放兵营农的理念，对一个健康的政权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哪一个国家需要维持过量庞大的军队。但其正当性和可操性严重取决于执行的时间和具体环境，缺乏环境适应性的政策，从来都是有害无益的。萧铣并没有看到这一策略的隐患，只图一时痛快。

        萧氏的政策，毫无疑问地带来政治紊乱和军事崩溃的双重灾难性后果。董景珍等元功宿将表示出强烈的抵制，但该项政策仍然强硬地推行开来，都城江陵周边的军队被解散一大部分，除了萧铣的亲卫军队，大量岳阳系统的兵力被卷入罢散的行列中。

        在明知矛盾已经逐渐酝酿扩大的同时，萧铣并未采取相应缓和措施，以稍稍安抚将军们的情绪。

        冲突没有意外地爆发了。罢兵造成利益损失最大的，自然是晋王董景珍，他既是岳州系军队的首领，又是萧梁的大司马——理论上的兵马大元帅。萧铣要散兵，就是要拿董氏集团开刀了。

        董景珍的弟弟董景贵也是将军，直来直往，他自然明白萧铣心里打的小九九，是要收割他们。对此，他选择了走黑道——谋反，密谋诛杀萧铣。

        结果因为保密工作没有到位，阴谋败露，萧铣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立即逮捕并斩杀了董景贵。可能萧铣觉得这样还不过瘾，马上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了董景珍，请正在长沙征战的董景珍速回巴陵。

        内讧已然形成，一道毫无诚意的赦令并没有什么作用。董景珍一听，心都结冰了，弟弟没保住，自己也差不多了，谁会提着脑袋，傻乎乎地送到江陵去萧三多砍呀？

        董景珍迅速向唐朝军队抛出了橄榄枝，派人与镇守巴蜀的李唐赵郡王李孝恭联络，接洽投降事宜。唐朝方面也十分快速地作出了反应，镇守峡州（今湖北宜昌）的许绍整军准备出峡接应。

        萧铣被迫接招，长沙是梁版图的核心区域，如果发生了里应外合的事件，后果将无法收拾。萧铣遂令齐王张绣率军进攻长沙，坚决地削平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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