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正帝为首的政治集团在这十年里，逐渐失去当初的雄心壮志，皇帝的逃避和纵容使得元廷纲纪愈发松弛，官军毫无战力。

        在这样的时刻下，元廷镇压动乱的手段还是老样子，可揭竿而起的义军却已经今非昔比。

        招安是看起来一本万利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只要地方官员从自己的指甲缝中抠出一丁点利益让给作乱之人，便可以接触祸乱，并因此取得不小的功劳和政绩。

        将这个招数用得最好的莫过于达识帖睦迩，他在至正九年任湖广平章政事时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招谕沅州、靖州、柳州、桂阳等路暴乱的少数民族一事，做得的确十分漂亮。

        可也正因为招安的手段历来好用，在面对方国珍时，元廷在他身上才吃了大亏，毕竟此前元廷应对的义军没有文瑄这样的高人在背后坐镇。

        反观元廷在面对韩山童、刘福通、彭莹玉等真正有组织、有威胁的派系军队时，则会采用第一招——集结正规军队，血腥镇压。

        只可惜在对红巾军的初次镇压中，因为赫厮、秃赤、徐左丞等为首将帅的昏聩无能，酿成了阿速铁卫近乎全军覆没的惨状。

        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以后，元军上下虽然仍没有将红巾军放在眼里，但也知道他们比以往作乱的百姓都要难对付一些。

        为对付北方的刘福通，以脱脱为首的朝廷派出了御史大夫兼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先锋巩卜班这样的豪华阵容，南方的徐寿辉一众则由威顺王宽彻普化着手应对。

        徐寿辉之所以能立即响应刘福通，原因大多在于彭莹玉倾尽全力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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