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起码要守住“敬”这个礼仪环节，因此刘康公对成肃公的批评，以及前面提到的孟献子对郤锜的指斥，都是把“敬”提到“礼”与“不礼”的原则高度。

        出征时，“受脤”是“神之大节”，不敬的行为既不符合戎典，又有悖于祭礼，“祀与戎”两件大事，都因这位成肃公的不敬而遭到了破坏。

        事实上，左传里有不少战例，都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失礼不敬，而构成兵戎相见的导火索。

        例如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同年九月：“入杞，讨不敬也。”宣公十二年，潘党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成公二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定公六年，范献子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讨也。”

        由此可见作为“国之大事”的“祀与戎”，不仅“祀”的时候直接与敬相关，“戎”也常常关乎是否有敬存焉。

        国与国之间交往中的失敬，极易导致交恶，甚至走到极端，犹不思转圜，忍无可忍，便只好兵戎相见，是为大不敬也。礼记曲礼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则“敬”为“安定辞”，小则可令一个人身心安适，中则可使家庭和睦，大则可以安国安民，岂虚言哉，岂虚言哉！

        “祭祀者谁？”

        “先秦之时，有李冰父子建设江堰，灌溉蜀中良田，后人纪念之，在各地建有二郎庙，多有神异，原本绵竹城外就有二郎庙，只是因为攻战讨伐，因此破落，不如重建之。”李洹说着。

        二郎神是可是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神祗，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源流演变中，产生了不同的二郎神，如李冰次子、赵昱、杨戬等，杨伊知道后世的许多专家对其做过详细的考证。

        二郎神的演变，最初只是在民间流传，蜀地敬仰之，后世流传的曲目教坊记中就有“二郎神”的曲名，这就说明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名为二郎神的神祗流传天下了。

        再往后，到了两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四“东都随朝祠”中载：“二郎神，即清源真君”；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祠祀”的“二郎祠”条中载：“在官巷，绍兴元年立，旧志云，东京有祠，即清源真君。”这就是说，到了两宋时期，就有了二郎神即清源真君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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