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怒怼了“赵金宝”和彭家人，在小小的县医院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当时在场的医院几个头头也十分尴尬。院长让人把红姐叫去，亲自做工作，目的依然是同意放弃小壮的抚养权，把孩子交给彭家人。红姐再一次拒绝了，弄得院长很没有面子。

        当时，我们都在气头上，并没有完全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像两只警惕的豹子，强硬地支撑着。

        一天晚上，一位值班的年轻住院医把我和红姐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小伙子。

        “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把孩子给他们？”年轻医生的提问很直接，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又窜了出来。

        “我们凭什么给他们？这是我们的孩子。”要不是看到小伙子一脸纯真的表情，我差点又跳了起来。

        “你们相救孩子的命吗？”年轻医生没有受我情绪的影响。

        “这还用说嘛？他就是我们的命。”我说这话的时候，看了一眼身边的红姐。

        “想救他的命，你们就该同意他们的要求。”年轻医生继续不依不饶地说道，

        “为什么？”我和红姐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因为钱。”小伙子的回答直截了当，“我毕业前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实习，就碰到和你们孩子一样的病例，也是先天性心脏病。这种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尽快动手术，而且越早越好，否则很难活到成年。当然手术不仅有风险，而且费用还很高，至少需要两万块钱钱，可这是能挽救孩子生命的唯一办法。”

        “两万块？”我和红姐又惊叫了起来。

        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万元户”才刚刚成为一个富人的标志，两万元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我和红姐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还不足七十元，就是整天不吃不喝也攒不了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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