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还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渐渐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特别是那些大小队的干部们，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因为他们谁都没少吸鲁豫递过来的纸烟，家里常煮他提来的猪下水。干部们的老婆闺女几乎都戴上了他从城里捎来的花头巾，特别那一窝窝半大的小子们，脚上穿得所有旧解放鞋，全是鲁豫通过关系，从县里武装部搞来的换装品。只是当有人在田头地垄间私下拉呱，窃笑起邻村那个老队长主动把闺女送上门，让公社主任睡了一次，才换了那个推荐指标时，鲁豫才收起拘谨的笑容，眼里流露出一股隐隐的肃杀之气。

        “那姑娘后来去了哪里？”我止不住好奇地问道。

        “在省里毕业后，回地区师范学校教书了。”师傅咬着牙恨恨地说道。

        就这样过了两年，经过大队支书与公社多次交涉，鲁豫终于得到了一个招工指标。他在离开村子前，把自己结算的100多元钱，全交给了生产队会计，让他设法买了口半大的小猪，余下的钱全打了4毛3分钱一斤的老白干。那一晚，他让供销社的酒缸见了底，让全村的老少爷们都醉趴下了。若干年以后，一些冬日里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还不时提起这件事情，称赞鲁豫是他们那里知青中，最大度最有出息的一个。

        夜风中，头顶的银杏树叶飒飒响着，像母亲在低吟的一首淡淡的催眠曲，我混沌之中，感到自己发冷的身子，投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醒醒，怎么在这睡了呢？”有人在摇晃着我的身子。

        “你……”我四肢酸软，挣扎了半晌，才努力张开了沉重的眼皮。

        “我是殷红，你红姐！怎么跟鲁豫喝成这样了，一个小破孩，喝那么多酒干嘛？”一个焦急的声音透着如兰的温馨。

        深邃的天幕上繁星点点，我感到了屁股下石阶的丝丝凉意，止不住混沌地嗫嚅道：“我……这是在哪呀？”

        “在招待所，快回屋去吧，外边多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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