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蓝城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刑警队。刑警队的小楼是一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筒子楼，红砖瓦顶，由一座政府招待所改建而来。

        那是八月三伏天里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中午，我独自一人坐在刑警副队长办公室里，嘴里叼着七星香烟，电风扇摇头摆尾地对着我吹。即便如此，我仍然是满身大汗地想着心事。

        一周前，在蓝城市人民医院里，母亲被诊断为乳腺癌末期，且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淋巴系统。

        医院走廊里，主治医生的话，字字撕扯着我的神经：“你母亲的病情已经发展到很凶险的地步，如果想保住她的生命，目前国际上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先用美国药进行化疗，有成效后再择机进行手术，如果一切顺利，生存下来的希望还是有。”

        我是家中独子，父亲是普通工人，母亲罹患重病，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听到主治医生职业性的推断后，我如获救命稻草一般，忙问：“请医生快点给我母亲用药医治，早一点开始就多一点生存的希望。”

        医生很理性地对我说：“按照以往病例推算，用美国药开展治疗，费用是很大的，大约需要一百万左右。你们患者家属要有心理和物质上的双重准备﹒﹒﹒﹒﹒﹒”

        咚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思绪中拉回现实。我把手上的烟头捻灭，喊了一声：“请进！”

        门被重重地推开，胖头肿脸的“李四儿”大咧咧地跨步进来，嘴里还在自故自地嘟哝着：“我去，敲了半天门还以为你不在办公室。”

        说着一屁股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七星烟，抽出一支点上，翘起二郎腿，眯着眼看着我乐。

        李四儿本名李市，一起念警校时，插科打诨的人物，和我很处得来。我懒得叫他正名，张三、李四儿、王二麻子地叫下来，他就变成了我口中的“李四儿”。毕业后，他混来混去，混了禁毒支队一个探长，而我一路精耕细作地爬到东城区刑警队副队长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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