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社干活儿时，中午的休息时间很长，从11点半到一点半，早走些，回来晚些都可以，无须打卡，时间自由控制，只要别太过分就可以。很多次沉到写作黑洞中再次返回现实后，看手机的时间已经过了两点，于是心头一冷，赶紧拎着我的小帆布包往回跑。
那个灰色的帆布单肩挎包同那个皮面的本子一样陪我过了好一阵子这种生活，包不大，刚刚好可以放进一本高中生用的那种英语书。里面通常放着一个写作用的本子，一个宇宙蓝的帆布笔袋，和一本纯文学的小说。中午11点20左右一下班就着了魔似的往那公园跑，其他的同事通常订餐，让新疆的十一二岁的小孩把盖饭、手抓饭、拉条子什么的送到办公室来，中年大叔们围着电脑看其中一人在搜狐游戏上打“斗地主”，一堆人出谋划策。中年大妈和年轻的小姑娘总是聚在一起拿扑克打升级。那个时候我正在去公园的半路上，在一家熟食店的大婶那里要上五个白菜肉的馅饼、或者炒饼、或者煎饼，在一街口的饮料摊买一元一瓶的矿泉水。两家店的人都认识我了，每次去都知道我要买什么。有时候被同龄的一个男同事看到我手里拎的装馅饼的塑料袋便问我：你就吃这个呀？我说，这个怎么了，这个很好吃呀。因为这样我也把工资节省下来不少，有一阵存款多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买了好多威士忌和手办，结果还是留下不少。
另外值得回忆的是，那同龄的同事在上班时间、我窝在办公桌前偷偷修改本子上的小说时他总会跑来抢我本子乱翻，他也并非为了看上面的文字，只是看看我一天写了多少，看完便指着那些没有打上勾的几页说：这都是今天写的？还没上传呢？或者偶尔问我：什么时候出版啊？我总回答他说，黄色小说，国家不准出版。
我有钱的日子过到了09年年底，12月，我找到了新工作，从工薪微薄的国企转到了剥削阶级的私企。我在那个出版社做业务员打开了我内敛的性格，让我有了处事不乱的清冷稳重的气质和流畅的谈吐，加上长期修习文学，进到那个以20至25岁的员工组成的年轻团队中去的时候让我倍感优越。我在那里做学术视频的编导，这次和我上一个所做的不擅长的业务员不同，编导可以任由我发挥想象力，感觉像撞到我“枪口”上，我格外拿手。我来的时候领导就很器重我，领导也年轻，一个25、一个26，都是大姑娘。她们看了我面试时做的稿子后就迫不及待要签下我。她们把我分在公司最好的小组里，我起初不知道还有什么小组之分，以为就是那一排的桌子有空位才给我弄到那的，后来组长的后期（那后期是公司最漂亮的女孩，能力是公司第二，实力仅次于那个小领导）偷偷告诉我，这坐在办公室最靠里的一排是公司里做得最好的员工，当时安排你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傻了，都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让一个新来的实习员工坐在这里呢。后来他们看了我做的片子，也都明白了。之后在我开始新工作的第三周，领导把我找去办公室谈话，说现在的给我做后期的那男孩能力不成，感觉满足不了你（她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我雷了一下，知道他指的是那家伙的能力实现不了我的想法），给你换一个好点的后期吧。我的新后期就是那个公司里最漂亮的女孩，她们把组长的后期分给了我，把那个“满足不了”我的男孩安排给了那个组长。等于给我们换后期了。骄傲感油然而生。不过从那之后，那个组长就好像吃了枪药似的从未给过我好脸色看。我都可以理解，人性使然嘛。
如果我在那个公司坚持干下去，势必会非常有成就，但那个公司的工作量已经侵犯到我的个人时间，也就是我写小说的时间，另外也有很多那公司本身的缘故，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我的小说集《梦者的墓志铭》里的中篇小说《柏拉图的天堂路》，那篇小说里描写馨辞职的那个公司就是这个的真实情况。我百般考虑，不顾家人的反对，偷着把它辞掉了。此后，我白天装作去上班，实际却是拿着笔记本到北大去写作了。那个时候正值3月初，北京上空冒着小雪，心里憔悴不安、只身一人，不能让家人知道，和朋友们又不敢多说，这种事一般人或许会同恋人讲，在寒冷的城市里摄取些许慰藉，可惜我二十几年一直一个人，很多事自己扛不住，就只好受伤了。当时小说写到第四季，卡立法正推理罗宾桌椅被划的案件。这部小说也险些因为工作在这里夭折。如果我当时没有辞职，把精力投放到工作上，这小说就真折了。即便接着写下去，以那种成天累怏怏的精神状态也好不到哪去，说不定狗屁不通，自己一生气就全删了。
此后到了北大写作进修的阶段。我敢做出辞职的选择，也基于有上万元存款做我的生活支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我的这些钱款就好像疾走的生命时间那样只会消耗而不会再有增添，所以我对每一分钱的使用都非常珍惜，希望这种自由的写作时间能尽量维持得长久一些。
最早来到北大的时候还没有买笔记本电脑，每天到北大，最初是上午或下午听半天课，其余时间在二教找个没人的空教室用咖啡色的皮面本子写作。印象最深一次是一天写了十多页纸，将近一万字左右，握着那杆之前在淘宝花了60多元拍下来的百年橡木的自动铅笔，足足写了一天，中途我所在的教室因为他们要上课，我被迫换了3次教室，最后一间是在二教206，当时还是3月初，外面已经完全黑透了，空气里装着干冷的风。白莹莹的日光灯和窗外的夜色衬托出一种高考那年在唯有一盏台灯的木桌上伏案夜读的气氛。教室里很静，整个房间就好像是沉到海底的潜水艇内舱似的，每个人稍稍有大一点的轻咳、铅笔尖断掉的声音、膝盖稍稍碰到桌子使桌腿微微移动的声音都好像带着回声一样被一层层放大了。我就是在那种环境里，从早上9点抵达教室，一直写到晚上七点半收拾书包回去。回去的路上拇指和食指间的肌肉还在隐隐作痛，上面有个红红的笔杆压迫的印子。
后来过了半个月左右，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这笔支出使我的存款元气大伤，往后的花销我更是小心翼翼，什么都不敢买，中午只敢吃四块五一桶的泡面（再往后便果断换成了三块五一桶的）和两元一个的面包。
有本后，我听课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从那些做旁听生的日子中我似乎察觉出什么：那些老师、教授什么的名气固然不小，可每节课的营养浓度却都不高，对一个有一定基础再想深入进修的人来说，他会认为需要做笔记的东西很少。故此我便拿出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实质性的写作和读书上。每天在二教找空教室总会花费很多时间，这里上课的人总是特别多，有一次进到一个正在上课的学生很少的教室里，想着起码有地方坐坐，只要不影响他们应当不要紧，也能顺便听听他们的课程，可谁想刚进去就被侧坐在第一排、面朝学生们的老师轰出去了。他说，同学，我们这上课呢。我下意识说了句，哦，对不起。然后那些零零散散的学生开始笑我，我思忖片刻，他们笑的大概是针对这件事的匆忙和老师略显无情的口调。如果我是百分百的文痞，我势必会当众对他们吼上一句“你们笑妈逼啊”。
某日，因为周四有节在文史楼的叙述学，我便出了唯一熟悉的二教，去找这个文史楼。我漫无目的地在校园主路上走，碰到一带着女朋友、推着自行车的男生，便向他问了路，他说，文史楼就是那一排楼的其中一栋，他指着其中一栋说，就是这栋楼的前面那栋。他很热情，我赶忙道谢，旋即背着我红色的运动单肩包朝那楼走去。那男生和我同向行走，他在主路的另一侧，我走到那栋楼的路口准备转过去时，他又隔着马路叫我，说不对不对，刚才说错了，是再往前一栋。我再次道谢走到前面的教学楼。他身旁的女孩在轻轻捶他肩膀，她嘴唇在动，但不知道在说什么。意思好像在说他：你真笨。看到这副情景，再看看寒冬里形只影单、前途未卜的自己，心里有一抹说不清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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