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回道，

        “船政河漕，为国家命脉所关，每岁漕粮，以两运京仓，一运通仓，京仓收十之四，通州十

        之六，是故京仓为天子之内仓，通仓为天子之外仓。”

        “近年以来，宗支益盛，官爵益多，灾伤益重，一应供奉上用、京军布花、外夷赏赐、京官俸禄、京民赈济、食粮边方，此等急务皆取办于京仓。”

        “然漕之法，水运则有江河风涛之险，陆运则有飞挽负驮之劳，其动众不盈万不足以致利，臣以为，京仓系军国之急需，万姓之命脉，若要整顿船政海漕，则必先着实京通二仓之国用漕储。”

        朱翊钧想了一想，觉得申时行的提议也没甚么毛病，自己坚持把漕运改成海运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和发展海贸，内阁却还是要维持漕储稳定的，

        “先生所言甚是，朕闻民间有论漕粮言，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兴船政而察漕粮，乃理所应当之事。”

        朱翊钧觉得自己已然将话说得如此明白，足以打消申时行所有的不安之念了，毕竟万历朝上一个能“兼支尚书俸”的总裁辅臣是张居正。

        不料申时行却继续道，

        “京通仓厂乃钱谷之要也，实皆户部职掌，顷者添用内臣，至今皆内官主之，实于国计无裨。”

        “祖宗朝设尚书、侍郎总领天下财赋，督察委之，台官放收属之郎署，当时不闻内官与事，法至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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