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唯恐商人办事不能经久，这漕米国储，官帑拨借，样样须得由户部经手，万一事权相错”

        朱翊钧笑道，

        “朕不是没想过全责官办，可既是肆厘之才，则无不为利所获，物必见腐而虫生，唯有官少隔膜，商少自私，则虽存在一利己之心，而官商兼得其善也。”

        申时行却道，

        “官有权而民无权，官有势而民无势，以无权者而与有权者竞，则有权者必胜，以无势者而与有势者争，则无势者必失。”

        “皇上虽有官督商办之说，可天下诸事，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致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

        “臣自愚见，倘或商局得利，则其利必先致官而后达民，倘或商局生害，则其害必先致民而后达官，如此则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如何不会物腐虫生？”

        其实申时行说的道理朱翊钧都懂，也无法否认。

        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国情，即使朱翊钧当了皇帝，也没办法突然就把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形成的国情给全部扭转过来。

        朱翊钧要有这样的本事，他在现代也不会只是一个区区历史研究生了。

        朱翊钧的想法是先通过勋戚名义上实行“官督商办”，然后等那批民间海商壮成了声势，形成了像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海商们由利益驱动，自行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局面，再自然将轮船招商局从“国有”变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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