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只好道，

        “朕知道，洋人在广东行贿，多缘于丈抽之例，四弟方才说那传教士和濠镜的洋商是一伙儿的，想来便是指此事了。”

        朱翊镠见皇帝没有要用传教士折腾广东官场的意思，心下也稍稍松快了一些，

        “洋人商船的丈抽都是海道副使和广东市舶提举司在管，在其位，谋其政，臣以为，他们也算是尽心了。”

        晚明时期广东地方政府对葡萄牙海商的征税一般使用“丈抽”的方法。

        具体而言，就是将西洋船定为九等、东洋船定为四等，按照船只大小征收关税。

        由于番舶到达广州后经常弄虚作假、偷税漏税，广东地方政府便规定，但凡番舶到港，广东市舶司和香山县有关的官员必须即行丈量，如数征税，并将其数额封籍后上报海道和督抚。

        丈抽这种制度虽然避免了以“粗货”、“细货”标准征税而所出现的腐败现象，但海外贸易税收管理职位本来就是一个“肥缺”。

        这样一个容易中饱私囊的职位在晚明吏治极其腐败的大环境下，更是不堪一击。

        中外商人与饷税官员之间的权钱交易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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