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提防的根源在于耶稣会的“保教权”。

        说到万历时期的远东传教士，就不得不提“保教权”。

        在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中，葡萄牙无疑是为西方的开路先锋，它率先抵达东方，不但占领了果阿和马六甲，并且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侵入到日本和中国。

        因此葡萄牙的王室为垄断它在远东的殖民特权，便出面向教皇申了远东传教的特权，即“保教权”。

        “保教权”的矛盾来源于两方面。

        一是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罗马教廷的神圣权威和控制力已经明显下降，教廷内外不断有改革天主教的呼声。

        这一呼声也是耶稣会远涉重洋传播福音的动力之一。

        朱翊钧甚至能从中感受到天主教的恐惧，倘或他们再也控制不了欧洲，就必须从远东捞取经济利益来弥补和维持罗马教廷的损失与它庞大的开销。

        通俗点儿说，就是“赎罪券”在欧洲卖不了了，得赶紧想办法在海外重新打造一个名叫“天主教”的西洋品牌，努力争取内销转出口，用宗教和信仰去为罗马教廷割全世界的韭菜。

        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翊钧是可以理解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极度反感的。

        因为他比丰臣秀吉还穷，要打的硬仗比丰臣秀吉还多，所以对于勤俭节约的丰臣秀吉，朱翊钧实在也是说不出甚么难听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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