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他成了皇帝，也无法发自内心地去赞美那一种“牺牲平民的伟大”。

        即便这伟大是多么得巍峨壮丽，多么得千古流芳，朱翊钧都无法心安理得地去用大明百姓的衣食之本去成全那一份不知餮足的致君尧舜。

        何况漕运本就无关尧舜。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本来实行的是河海兼行。

        朱元璋为扫平残余北遁后盘踞于辽东地区的元顺帝的北元政权的残余势力，必须保存海路以作为平叛北元的重要手段。

        但到了朱棣定都北京之后，至永乐十三年，朝廷正式罢除全部海运而专行漕运。

        当然当时决定专行漕运的理由也是相当正当的，朱翊钧闭着眼都能数出那一二三来。

        一是自永乐九年开始，朝廷重新开凿了元代以来早已经废弃不用的会通河，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百姓运力和庞大的海运耗费。

        二是宋礼上书，认为海运相比内河漕运花费巨大，提出改为以河运漕粮为主的运送方式，并减少海运频率为三年两次，将江南富庶地区如扬州、镇江等地粮食百万余石，从内河用漕船运送至北京。

        三是永乐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揎开凿清江浦河道的工程竣工，于淮河口筑新闸，疏浚运河，修筑湖堤，并于淮安、临清等地修水次仓转输漕粮，不仅保障了会通河的充足水源，还使大运河正式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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