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这边要做的“别唱高调”、而是“谈具体利益”，其精髓就在于把矛盾具体化。

        这也就破解了北美第一宣传家塞缪尔·亚当斯所抓住的关键点：不要谈具体的利益，要谈抽象的单词；不要谈具体的条件，要谈抽象的自由。

        塞缪尔·亚当斯的技巧，其关键，在于“因地制宜”。

        其基础，是历史上英国的政策，损害了北美大量的资产者、地主、土地投机商的利益。

        并且在随后的战后萧条、71年欧洲经济危机金融崩溃破产潮中，吸引了大量的直接被冲击的、经济上最脆弱的城市小资产者——他们比北美有地的农民，其抗风险能力，要脆弱的多，他们是货币政策的“春江水暖最先知的鸭”。

        禁止无锚定纸币法桉，直接导致了北美的通货紧缩，大量的鞋匠、皮匠、酿酒匠等，直接活不下去了。

        一旦没有这个基础，那么这一套东西就会过于空洞，无法施展出足够的力量。

        现在，大顺的做法，就是通过具体的利益，完成对北美上层的分化，使得他们无法团结在一面抽象的旗帜下。

        这面旗帜，叫反英。

        这个抽象的集合，叫英国。

        但具体的东西，到底在反什么？大顺这边在一一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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