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这边，自古以来，对这种事，尤其是激烈的变革，是不怎么喜欢空谈的。

        王莽也好、安石也罢，激进的变革，是要拿出具体的东西的：地、税、法、钱、政，这些实际的东西，而不是空谈的东西。

        包括历史上颜李学派等人，他们写的东西，侧重点从不是“经”，侧重点是“艺”——官制、税收、田亩、学堂、人才选拔、军制等等这些东西。

        经，是我们这么做是对的，着重点在于论证“对”。

        艺，是我们应该这么办，着重点在于“办”。

        因为从始至终，“对”这个东西，其实从诸子百家开始，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都是一致的。什么是对？国泰安康、人民安定、有衣有食。

        儒、墨、杨当时的三家显学，都是在讨论这个的，无非是在“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分歧极大而已。

        新学派存在的最大意义，是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一些方法论，解决“我们应该这样做”的“这样”，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是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和欧洲那边的，在表象上完全不同……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不可能从经院哲学衍生出的人与神的关系，搞出一堆“不辩自明”、“不言而喻”的东西。

        反倒是，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围绕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否要限定商人购买土地”这些东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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