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去看，这是大顺朝廷能够支持开发京西煤矿、徐州煤矿的一个原因，并且成为和井盐等配套进行了蒸汽机升级的契机。

        同时，也让这些移民在第一次耕种收获之前，就能感觉到这里的物产丰饶。最起码，实现了做饭烧柴的自由。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历史上，鲁西地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很多家庭经常断炊——并不只是没米下锅，甚至真的就是连点能冒烟烧火的东西都没有，有些村子因为盐碱化，已经人均到了一二亩地的地步，靠那点高粱杆是真扛不住。

        此时，物质层面的变化，带来了意识上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除了单纯的物质基础之外，也包括一定的政策上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制造的社会意识层面的“移风易俗”。

        从大顺鲸海移民开始，刘钰就在移民村社的政策上，有意识地培养“公地”意识、村社小共同体意识。

        简单来说，就是除了耕地、私地之外，还有公地、需要每隔几年重分的草场等。

        一来是为了培养社会意识。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国家的”。全都是“我的”、“你的”，那么也就很难有“我们的”这种意识；而连“我们的”这种意识都无法建立，也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国家的”。

        二来是为了重建基层组织力——组织力，需要权力的支撑。

        权力，意味着要有经济分配权，否则谁吊你？而经济分配权，就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草场地的每隔几年的重新划分、公地的集体使用、公地资源的不得归私等。

        以这里的物质条件，诸如草场地、烧柴林地、集体林地等东西，理论上其实是没必要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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