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酒，本身就没有多少抵抗力。而这些之前根本没有规模的、可以酿酒的农业基础的印第安人，更是对酒一点的抵抗力都没有。

        但从经济上讲……自从法国开始驱逐胡格诺教徒，这些手工业为主的新教徒，将皮帽子的风尚传遍了欧洲。毛皮贸易的巨大利润，使得欧洲殖民者、尤其是法国的殖民者，开始深入丛林山地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

        也同样的，因为他们“打下”的贸易基础，使得大顺的土豆酒，实际上也就类似于大顺的棉布在西非的状况：曾经的哀伤之布，指的是印度布；而现在的哀伤之布，指的是大顺靛染棉布。

        或许，应该“感谢”这些早期的贸易开拓者，他们搞出来了一套贸易体系，而大顺参与一战的结果，并不是重塑了贸易体系，只是取代了“生产者”的地位，仍旧借用了这个贸易体系。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新益州的土豆烧酒。

        巨大的利润——历史上，美国和清朝的毛皮人参贸易，曾经达到过一个1500%毛利润的惊人利润率，这种利润率指的是买酒的成本、和贩卖过去后买茶叶回来的总售价的比——使得新益州的土豆烧酒行业，完全履行了刘钰的正规近世殖民术的设想。

        当维伦德里正式踏入在弓河北岸的新少府城时，引入眼帘的，便是这样一座完全以烧酒业为核心的工商业城市。

        城邑的外围，是巨大的骡马市。

        东海岸的牛仔赶着过来的牛马、大顺这几年发展起来的畜牧业，都在城外交易。

        而和东海岸交易骡马牛的主要贸易品，就是酒。

        进了城门，便能在街道上闻到浓浓的酒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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