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顺这边此时的这一套东西，也是类似，证明了“新兴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改革是多么的正确、江山社稷需要产业不断发展才能稳固”。

        但实际上，刘钰又对后续的改革不报任何的期望。

        因为他自觉能改的都差不多了，剩下的还能改的都是小问题，而大问题根本改不动。

        并且认为不折腾还能多撑几年，真要是折腾的话，肯定要折腾出来大事，基本大顺就要炸。

        当然，不折腾的话，那么大变革也就无法到来，或者说不会出现巨大的混乱，使得那些大的东西能彻底改动。

        只要大顺先乱了，崩了，改的天怒人怨、改的旧阶层离心离德新阶层心有不满，靠着这些年积攒下的遗产，才能浴火重生，革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套路。

        不乱的话，起义都不好起，造反都不好造。为王前驱，那也得有那条件，就现在的情况，兵精粮足，国库充裕，内政安稳，朝堂不乱，想为王前驱那也极难。

        所以此时所立之言，一部分是为新兴阶层和工商业发展辩护。

        另一部分，还是希望借助大顺开国之初的制衡体系，将与科举制制衡的那批人，给他们立下“经”。

        以前，大顺的制衡体系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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