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贸易学说。

        对法国的国家管控和工业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农学派。

        同样的。

        对大顺吊毛不管的经济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顺的精英阶层，开始了对《管子》、《盐铁》、《周礼新义》的追捧。

        这群人对大顺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这，与支离破碎的、保护主义盛行的、各国竞争激烈、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欧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

        只不过，欧洲的现实，和大顺的现实，不是一个现实而已。

        千百万勤劳的劳动人民、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使得大顺在“经济学”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

        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所以，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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