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类比起来，倒是真的像欧洲如今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军功贵族把控政治、读书人处在边缘地位、提出了政治理想，以此政治理想为凝聚力推人上去。

        这和后来的纯粹的军事政变、造反什么的，是很不同的——王莽算是“民”选的皇帝，只不过“民”的范围有点小而已，主要是那些掌握着话语权、舆论权的阶层。

        味儿，更类似于颜、革，或者别的什么。但肯定和什么曹魏代汉、玄武之变什么的，味儿完全不一样。

        王莽改制，是反动。是完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反动，也是儒家复古思潮在高炉铁、垄作法、轮作法、亩产百斤左右的生产力之后的唯一一次政治实践，证明其思想在道德上和永恒正义什么的方面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在政治经济学上过于反动。

        而现在，大顺的情况和过去也很不一样。

        一群读书的“边缘人”，在大顺内部的政治中是边缘角色。

        一群新的“周礼”、“古书”之类的有社会思想、政治理想的学说不断传播。

        一群有力量的阶级，渴望一个更适合他们的制度。

        一群人秉持着歪经自然演化出了的“圣西门主义”里的精英思想，把此时的“阶层”分为真正的引路人、既得利益者、其余人，并且破有不少实学派以这种精英主义思维认为自己这些真正的读书人，取代既得利益者，才能引领大顺向前走。

        是以，这时候“著书立说”，不免有点刘子俊播古文经学，传《逸礼》《尚书》、定《周官》为经，为改制造势的意思。

        如今，人上人心态的实学识字人口，想要政治上的地位；资产阶级想要利益和更加保障他们的利益；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琢磨着要解决普遍贫困和小农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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