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小农过去种地，也挺好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搞大土地所有制，反而会遏制生产力的发展——北美就是例子，早期的大土地售卖制，使得金融资本囤地买地，切成小块再赚差价，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现实是，迁徙不是无成本的。

        于是，这才需要引诱资本，作为一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在这里，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可以是朝廷这个实体的国家机器。

        但是，大顺的底子在这摆着、框架在这摆着，朝廷是无能的、废物的。一个之前这么大的统治范围、一年收两三千万两白银的中央的政府，这中央的税收效率几乎可以认定就是此时各集权国家的“下限”了——南边的暹罗，集权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岁入达到480万英镑，折合大约1600万两库平银；日本倒幕之后，工业还没影的时候，也收出来了8000万两库平银的岁入。

        超低效的税收效率、几乎无管控的地方乡绅、士绅土地的占据等等这些，使得大顺朝廷自身，无力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因为如果大顺朝廷自己想要做这个工具，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对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包括说，用上实学激进派的“均田仁政”，国家完全踢开地主、士绅等进行征税，这样才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来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大顺谁也没胆子在内部搞大动作，这是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本质所决定的。

        故而在大顺自身无法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的时候，新时代需要有人出来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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