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刻舟求剑,拿着先秦两汉时的人口、耕地、土地所有制、税制、畜力机械普及量等，来套大顺的现实情况。

        韩非子当年嘴很毒，专门为这种情况，自己创造了個成语，叫“守株待兔”。

        想要让资本，投资到土地改良、水利工程上，除了特殊手段外，若靠无形之手，还有另一种办法。

        那就是提升亩产的价值，靠某种经济作物的高额回报，高于地租和利息，使得资本会选择改良土地、促进生产，以获得更多利益。

        但这在大顺内地也已经没可能了。因为刘钰把所有值钱的原材料农作物的生产地、商品粮基地，都放在了东北、南洋、以及后续的印度。

        在南洋开种植园、或者在东北垦殖种豆的收益，已经高过了在松苏买地收租，所以大顺这些年的银钱兑换比问题才没出事。

        大量的热钱和积累的资本、贸易的顺差白银，实际上都跑到南洋和东北去搞基础建设去了,靠着大量产出，才没有出现白银通胀和物价革命，保证了大顺的“汇率”依旧极为有利出口——虽然大家都在用白银，甚至可能这些白银，都他妈是南美的同一个矿坑出来的、甚至可能是同一个南美印第安人挖的，但实际上两边的白银还是有汇率的。休谟在和自由贸易派论战的时候，就拿捏过这个“汇率”问题。

        所以，其实问题到了这，就算是太子真的明白了“本末”问题、亦或者更进一步把这些东西都基本搞清楚了。

        那也没用。

        因为由此推出的、以全体的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为主体的解决方案，是太子或者皇帝都无法去做、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哪怕，由此推出的主体，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人民，而只是大顺的资产阶级，那么太子或者皇帝都不可能接受他们的路线，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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