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生产关系上，杂的比彩虹还乱。

        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有点像是明末的东林党，没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区别就是东林党对道德主义的认可，而新学的实学派是对生产力角度的认可。

        皇帝现在问的这个问题，虽然奇葩，有些叫人意外，但实质上就是旧势力和新时代的分歧。

        来之前，刘钰和牛二说过，说有什么就说什么。

        但可并不包括这种压根儿没想到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回答是先修铁路还是先移民，而在于修铁路要不要给商贾阶层足够的利益、是否让他们把持对铁路的控制，或者说是否要让商人阶层来包办这条铁路成为如同一些在南方已经出现的私营运河一样的存在。

        或者说，这个问题，最完美的回答，就是认为这是个问题。

        如果这不是个问题，那么是有答案的，那就是让资本入场修铁路，不就解决了？

        只有默认不能让松苏的资本入场掺和铁路问题，这才是个“两难的选择”。

        是一种默认“某种做法不可取”之下才有的两难选择。

        皇帝不是要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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