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在内，不是靠一句“仁”就能解决的。

        仁到三十税一的地步，并不妨碍地主收五六成、六七成的租子。

        仁和十而税一、无失其时的经济基础，是授田制下的五口之家百亩田。脱离了这个经济基础空谈仁，在皇帝看来，那是没什么用的。

        均田或者直接搞复古井田制，那是扯淡，大顺非要炸了不可,简直就是王莽改制。

        在土地私有制不动的前提下,如何缓解大顺王朝的死亡？这其中,围绕着这个目的，铁路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正是皇帝需要让太子想清楚的。

        因为这些东西,没人能教。

        翰林院教不明白这些东西。他们明白的道理,都是些过时的道理，不是不对，而是现在于中原，上哪给弄一夫之家百亩之田去？做不到这一点，无失其时，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实学派的那群人，也不能教。

        不是说他们不懂这些东西，而是在皇帝看来，他们懂的方向有点不太对。他们思考的方式，适合松苏、关东、南洋，但怕是不太适合整个大顺。

        刘钰在松苏的改革，也开了个不太好的头——松苏干的挺好，可问题是，上哪再去找一个福建的茶叶、江西的瓷器、南洋的稻米、关东的大豆、日本欧洲的白银、南方五省的盐税、已有的运河、方便的海运和人口外迁，来完成这样的改革——这使得很多实学派的人，在皇帝看来，有点过于激进了，觉得变革很简单,照着松苏复制即可。这样的人，还是仍在外面干活吧，不要折腾内部的事,过于锐意容易锐出来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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