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普莱克斯而言，历史的进程，是悲哀的。

        如果是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法国人民的生产效率，那么印度这片广袤的市场，一定会让他得到法国的极大支持，不惜代价的支持。

        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历史进程，就是法国劳动者所生产的货物，无法在印度销售，无法打开市场，更不要提和印度的手工业竞争。

        所以，命运才会把他拉回巴黎，因为无利可图。

        大顺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良好关系，源于大顺千百万勤劳聪慧的劳动人民，他们领先的手工业技术和商品，是大顺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最牢固的粘合剂。

        否则，如果欧洲的工业水平超越了大顺，那么，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和大顺南通纺织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会如胶似漆？还是水火不容？

        这是不需考虑的简单问题。

        今天可以欢呼大顺西洋贸易公司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明天就会愤慨他们是外国资本的买办集团——中国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水平，工业力量越强，工业产值越高，越能促使敌国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裂和矛盾，甚至直接撕裂对方的社会。

        刘钰所处的大顺，和满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隐约间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力量，而刘钰又知道什么是历史的进程。

        他只是借助了劳动人民的力量的一点点，而劳动人民的力量即便被压制，在他没出现的那个时空，依旧展示了强大的、撕裂对方社会的力量——否则，你以为笛福和东印度公司的互喷、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争论、曼彻斯特棉布法案的大辩论，到底在喷什么、争什么？

        引发笛福和东印度公司争论的真正力量，是景德镇烧瓷的工匠、是松江府织布的女工。他们用双手，撕开了英国社会内部的裂痕；他们用双手，创造了现实世界，而那些人的辩论，只是在解释这个被劳动者创造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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