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基本靠廉价的酒精，来麻醉自己，来缓解每天的疲劳。

        反过来，作为大豆种植副产品的高粱，又没办法作为大宗商品粮——吃不起饭啃地瓜南瓜野菜度日的人，买不起高粱；买得起高粱的人，不太可能去吃这破玩意儿，吃米吃面粉。

        本身因为大顺下南洋的甘蔗种植园带来的甘蔗酒产业已经铺开了烈酒消费的市场习惯，高粱酒又很快挤走了不是很适合大顺这边口味的甘蔗酒。

        底层对生活的绝望和自我麻醉，鸦片之类的东西又严厉打击，自然而然地大量烈酒充斥着初步工业化的城市底层人口。

        而酒类，在这里也承担着一个“替罪羊”的角色。

        初步的工业化展开，城市也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诸如刘钰在江苏搞得佃农民不聊生的改革，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治安恶化、偷窃抢劫、黑帮殴斗等等，标准的工业化早期普遍问题依次出现。

        大顺不是正儿八经的宗教国家，也没有经书说不准喝酒。

        但，酒终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毕竟商朝亡国，就源于“闻殷述令，唯殷边侯田，越殷正百辟，率肄与酒，故丧师”的喝酒问题嘛。

        所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底层城市人口的绝望、剧烈变革下的城市人口激增等等问题，酒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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