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是大赦国事犯，宣布从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因提倡改革获罪、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和此次乱事（指各省的起义）被胁自拔来归者，一律赦其既往；今后臣民如不逾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力，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当日，资政院开始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三日，就将宪法信条十九条报奏朝廷。清廷阅后，即刻予以公布，并宣告‘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

        清廷于十一月五日又批准资政院奏请，准许党人按照法律组织政党，借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

        同时谕令资政院速订议院法、选举法，预备召集国会。

        清廷的这一系列的作法，都是应当肯定的，也相当不错。

        可惜，世上的很多事就是这样，同样的事情，提前半年，或几个月，结果可能都会很好。但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的选择，而不肯主动去做。

        当处于“城下之盟”，被逼得不得不做时，做得再多，恐怕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载沣摄政的清廷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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