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省得。早前叔祖提及元城先生时颇有赞词，言其耿直忠介，乃是有真性情的直君子。”王棣笑笑，摊了摊手：“小子虽不甚明了朝堂之事，却也知晓一个道理，治大国如烹小鲜，众口难调。”

        苏辙“哦”了声，问道：“可细说之。”

        此问自有考校之意，以苏辙之居高位，何尝不晓政事个中真味。

        “依小子看来，治大国万事繁杂，方方面面的声音各自不同，政令下达后，或是不理解或是触及自身利益，总是会有那么一小撮甚至更多的阳奉阴违者扯皮推诿、拖沓延误，导致政令无法落实。即便大多数人认可执行，也总有反对的声音以及对抗的举动。事实上，一条政令从下达之后，经过层层传达落实，到得最后怕是会大变原样甚至面目全非，老百姓所接受到的信息已非朝令初衷。这便是施政与执行矛盾冲突所在，何以如此呢？道理再简单不过，朝中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王棣耸了耸肩：“大致如是吧，此乃小子拙见，姑妄言之，子由先生姑妄听之可也。”

        苏辙手指虚点：“你这小子，狡猾的很哪。”

        “狡猾”一词并无贬义，犹若苏轼读王安石之《桂枝香.金陵怀古》词乃言“此老乃野狐精也”，即是说这词写得思力过人，变幻百出，堪称仙品。因为狐狸成精化仙的传说，在唐宋时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一般都认为狐仙聪明机智，最善变化，人民往往奉以为神。

        王棣话未尽意，苏辙自是明了。政令不出朝之根由在党争，朝中派系林立，朝工结党营私，每有党同伐异之举。只要不是己方阵营推出的政务便一概反对，且拿出当初寒窗苦读的狠劲挑刺，引经据典大肆诋毁诽谤，舍得一身剐敢把……政敌拉下马。

        大宋之病，已入膏肓，症结只四个字：党争误国。

        宋朝党争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庆历新政，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斗。仁宗找改革派们询问，但是那个才华横溢却情商不高的欧阳修居然抛出了一篇让仁宗震掉下巴的文章——《朋党论》：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2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欧阳修主张不需要避讳结党，而且要把君子们都结成同党。这样就吓坏了仁宗，好人坏人又没有标准，谁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官僚集团都铁板一块了，那天子岂不是很危险？在改革不利的情况下，又出现这个导火索，仁宗把改革派纷纷外派出去，庆历新政以失败结束。

        改革派和反对派，在庆历新政中开始慢慢的抱团，结成阵营相互对抗，并且在神宗熙宁变法的时候推向了大爆发。

        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天子是一个平衡者和裁决者，后来神宗与少数的改革派王安石结盟，第一次形成了皇帝少数改革派与官僚集团的对抗体系，这个时候双方斗争激烈，产生了巨大的裂缝，朝政动荡，社会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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