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虽然反对以经义取士而主张以诗赋取士，但文人士大夫若是不通经史子集，至少无法踏入科举门槛，四书五经乃必修之课，更是诗词歌赋的基石，典故不清者何以作文？难不成自己杜撰典故？

        说到杜撰典故，苏轼还真做过这种事。

        仁宗嘉佑元年三月，苏轼试举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上古尧帝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了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的严厉，而喜欢尧帝用刑的宽仁。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理直气壮、“想当然耳”的杜撰典故，不仅未遭致骂声，反让文坛大家欧阳修赞曰：“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由此衍生成语“出人头地”，这真的是没谁了。

        总之，诗词歌赋需要用典，这就需要多读书，至少得通读四书五经。

        但读书这种事，“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义释解虽然大同小异，每个人的认知却多少有些不同。重要的是，能吃透书中所述之旨用且化为己用，而非读死书而被书圈禁思想。

        在苏轼看来，王棣便已到读书能有自己解读的阶段，这对于一个十岁孩童来说，太难能可贵了。

        这也正是苏小妹最不喜之处，自己的大兄如此看重一个外人，直言王棣的才学远胜苏过，且观王棣的作派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养气功夫不逊大人，“有匪君子如琢如磨”，她便无由的有些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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