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务之急却是“抗洪”。

        江南被誉为“鱼米之乡”，乃为天下粮仓。不美之处在于，江浙临海，年年都有飓风光临，少则数次，多则廿余次。狂风起，暴雨降，河湖泛滥，洪涝成灾，但多在夏秋二季，春日里是不常见的。

        但元祐五年清明后江南的这场降雨委实诡异，时急时缓，忽大忽小，连续十余日不肯停歇。

        事出无常必有妖，就如去岁的久旱成灾，这场豪雨亦非好征兆。

        首当其冲的是春耕。江南的田地极为肥沃，一年两季水稻一季小麦（油菜），清明节后正是头稻栽种秧苗的时节，可田地里水满为患，排也没处排，绿油油的秧苗让水浸泡着，再继续下去，怕是要霉烂了。问题是，纵算将秧苗抓紧分栽开来，也是会因这无处排放的水给祸害的无法成活。更何况，连稻田都还未耕耘呢。

        如此下去，错过春耕播种，可以预见的是，稻谷收成至少是减了一半，且莫说赋税是否减免，不涌现大规模灾民便阿弥陀佛了。义仓、常平仓得作好应对之策，未雨绸缪吧。

        而常平仓又向来是烂账、糊涂账的“集中营”，蛀虫一大批，还真难以清算干净……

        兜兜转转又回到治湖这条路上，若是河道畅通、水流无阻，也不至于一到雨季便满城尽成泽国吧？

        这些都是苏太守头痛的事情，王棣纵有意相帮亦是有心无力，长治久安，不治难安，一座城乃至一个国家，最要紧的是在其位谋其政，就算是为了政绩，也该尽些心力做些好事吧。杭州的漕运不畅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再来治理又怎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

        苏轼认定王棣日后是可大用之才，正好领着他见识见识为官处政之道，除机密紧要的政务外鲜有避讳隐匿，这便算是倾力提携培养后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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