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太守倒是沉得住气，直待某日稍有闲暇方问及此事：“王三郎，你还不从实招来？”

        面对老苏的兴师问罪，王棣只摊摊手，撇撇嘴，回以沉默。

        早知道会这样啊，招什么？事实胜于雄辩。

        《三国演义》总共百二十回，分十二卷刊印，这时市面上刚发行到第十卷。王棣让“染墨轩”先印了末两卷的样书送与苏轼，可谓是诚意满满。

        苏轼爱读《三国演义》，并去信王安礼询问“品涩居士”其人。王安礼是知晓此中辛秘的，却未正面回复，只说问王棣即可。

        事实上，《隋唐演义》上市后，王棣便告知家里长辈有关事宜。不好隐瞒了，猛然往家里拿了数百两银子，这算是巨款了，总得有合适理由吧。

        三郎竟是“品涩居士”？老夫人及王安礼等人乍听之下，也是懵圈了，好不容易才完全消化。欣喜之余，亦与王棣一般不欲传扬此事。此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一干别有用心之辈对王安石一脉可是千方百计地寻错、挑刺。王棣若是做了这出头鸟，只怕会被针对，且待时机成熟吧。

        不过，苏轼不同。

        他虽属旧党，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对变法。

        开初，他与司马光都觉得坚守“尧舜时代”和“孔孟之道”这些祖宗之法社会就不会出乱子。

        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司马光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苏轼不一样。苏轼并没有全盘否定变法，他只是对其中损害百姓利益的举措反对，甚至在后来看到了变法的成效后还拥护变法。

        也正因如此，是以元祐元年，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至此他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遂知杭州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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