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认为是本地豪强所为，理由是苏轼曾上奏状称“地方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苛政猛于虎，水旱杀人，而催欠吏滥施淫威，百倍于虎”，而要求朝廷“整顿吏治税收”（注1）。这必然会触犯地方官及豪强士绅，成了敌对面。有道是强龙难惹地头蛇，恼羞成怒的既得利益者们痛定思痛继而釜底抽薪也是有的。而且，苏轼在某方面是支持新政的。元祐元年，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注2）反对募役法的苏轼，在变法实行多年后说出了自己的反思：“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当年满腔热血的反对变法，如今看到变法卓有成效之后，才知道当初竟是自己错了……新政为豪绅官僚所不喜，苏轼态度的些微转变，在某些人看来，便是敌人，当除此而后快。

        嗯，高俅是王安石的迷弟。

        李格非却以为是贼寇所为。仁宗朝时，天下盗贼横行，遂以“盗贼重法”治之：“自嘉祐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宁中，诸郡或请行者，朝廷从之，因着为令。至元丰，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处。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注3）

        虽然，神宗皇帝支持变法，王安石推行“报甲”，“盗贼比之昔时，时减七八”，但改革失败，盗贼复起，四处为祸。

        有鉴于此，元祐二年五月廿一日，朝廷发布惩治强盗贼匪条例十余条，要求各地方官员严格执行。

        苏轼是主张强力荡寇的，熙宁七年便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称：“若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则朝廷之忧，恐非十万贯钱所能了办。”

        去岁知杭州，又上奏状诉告盗贼横行之起因及危害，奏请调遣厢军平寇。

        显然，苏太守属于鹰派，手段强硬，这定必让盗贼们惴惴不安，干脆先下手为强。这……极有可能。

        对这两种判断，王棣均不以为然。

        苏轼在士林名声极佳，乃是文坛领袖，本地官僚豪绅敢下黑手？一旦震惊朝野，地头蛇又如何？不怕陷入万劫不复？

        至于说盗贼，大抵是逃荒的小股流民，几无占山落草为寇者。这些“盗贼”本质上非邪恶之徒，只求温饱而已。苏轼的“荡寇”并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诉求“化寇为良”，哪至于拉了这么深的仇恨？真正的贼寇横行还得有个十几二十年。虽然，因为蝴蝶效应，某些事提前或延后了，但据目前所知，方十三仍未成大势……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