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竟敢乱解经义，真真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之极……”几个人从岸边泊着的灯船走了出来，其中一人语气阴冷：“唐太宗令孔仲达并五十余位儒贤费三十余年编注《五经正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乃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和集大成之作。由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

        这人便是与王棣有“一面之缘”的李之问，显然是缘份不够，怨气倒挺深。

        “之问兄所言正是，孔颖达等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仰靠……”另一人接声叱道：“尔小小年纪妄解经义，大逆不道也。”

        东汉末年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

        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

        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

        贞观十六年，此书编成，后流行开来，作为科举的案本。

        “当年《五经正义》编成后，唐太宗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欲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驳正其失，至相讥诋。乃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且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杂引谶讳、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当时诸儒观之，虽服其精，亦称为允当，但毕竟颇有混乱之说，实难服众。因而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

        王、李二家素不对付，王桐见是李之问横加责难，正所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本身对《五经正义》成书始末也较了解，当即出声反驳：“由此可见，就便是孔颖达这等大贤也是难以说服天下人。经义注解原本是一家之言，谁注释妥当便依谁的，何来狂妄自大、大逆不道之说。”

        李之问大声说道：“《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撰着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此书出，实乃我辈读书人之大幸。尔等安能质先贤之疑而冒天下之大不韪？”

        王桐“哼”了声，正待反驳，王棣拍拍他肩，意兴阑珊的说：“无聊，咱们去寒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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