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宋人的政治观念，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才是治理天下的执政主体。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象征、最高的仲裁人，地位尊贵，但最好统而不治，垂拱而治。所以，程颐才会告诉哲宗皇帝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天下治乱系宰相”，而不是“系君主”。

        士大夫甚至认为，宰相非君主之附庸，宰相治理天下的权力也非君主所赐，而是来自士大夫对道统的继承。王安石就对神宗说：“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

        因而，宋人认为，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熙宁二年，由于神宗露出专断的苗头，富弼直接批评皇帝：“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君主揽权，被视为是“致乱之道”。

        当宋朝君主表现出揽权的倾向，侵犯政府（臣）的权职时，立即就会引发群臣的强烈反对。因为君主揽权的行为，显然是跟宋人的共治理念，跟宋代的共治政体是格格不入的。

        进入元祐六年以来，政治敏感度超强的朝工大臣们越来越感受到当今官家的“异常”。

        这个时间段很微妙啊。高太后迟迟无法听政，政事堂诸位相公压力山大。皇帝大婚，按例是要亲政的，可在这节骨眼上，且官家年龄放在那，满朝文武都没法安心放权给皇帝。好吧，天大地大皇帝最大，但那也不行。更何况，若非高太后染恙，皇帝也不可能会在今年大婚，“冲喜”之说，大家伙心知肚明，看破不说破而已。

        这么说吧，现而今身居要位的诸位臣工尽是高太后一手简拔的，不管朔党洛党还是蜀党，皆已废除新政、打压新党为己任，执政者与施政者立场一致，方有了君臣共治的大好局面。

        高太后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她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氏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布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她只吃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氏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味菜肴。高太后得知后，大为不悦：“羔羊尚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高氏当即命令将菜撤去，并下旨以后不得宰羊羔为膳。

        高太后临朝期间乃是大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期，堪称“元祐之治”。

        时人乃赞曰：“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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