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十月十三日，天刚蒙蒙亮，上海滩已经熙攘起来。

        深秋时节的黄浦江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法租界东区的金利源码头上人头攒动，劳工们早早赶来，为了搬货那点微薄的收入翘首以盼。

        金利源码头属轮船招商局管辖，在其北边，是英吉利太古洋行的码头，后者虽是上海数十家公司码头里规模最大的一个，但比起公家开设的金利源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早上七点，一艘装满舶来品的洋船停靠在五号码头，等待已久的劳工们立刻一拥而上，前赴后继地将甲板上的货物搬到码头仓库外堆好，等待督工登记造册。

        然而，一直等到货物全部卸完，负责登记的督工费尔南也没有露面。疑惑的劳工们聚到一处，面面相觑，议论纷纷。

        “督工他今天怎么迟到了？”一位劳工向身边的工友问道。

        这劳工看起来约莫有四十来岁，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身穿一件半袖短衫，已经因为水洗而褪色，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胸前一排圆扣也掉了两颗。

        那工友也是差不多打扮，他搓着双手，面露沉吟，似乎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过了片刻才摇了摇头。

        五号码头的督工费尔南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十多年前随船来到上海，之后便一直在轮船招商局工作，在此期间，他尽职尽责，每天都来得很早，下工后甚至还会再花时间检查一遍自己的工作，确保没有任何失误后才离开。

        劳工里有好奇的，问费尔南为何这般仔细，他答复说，自己曾经是一名水手，反复确认工作是船上的常态，现在已然成了一种习惯。

        除了偶尔几次请病假，费尔南就再无旷工的记录，这样一个人居然会迟到那么长时间，着实是件稀奇事。劳工们在一块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又等了差不多半个钟头，费尔南还是没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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