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的谈锋公然不同一般，如同领导讲话一般，一口气指出了孔子的“二不行二不可”——

        一是“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行以为俗”，孔子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能让社会形成这样的风俗；

        二是“倨傲自顺，不行以为下”，高傲自大自以为是，凡事顺从自己的意愿，从不考虑他人的想法；

        三是“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这些儒者能言善辩、混淆是非，不能用法度来规范他们；

        四是“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儒者们奔走于诸侯之间，通过游说国君和有权势的大夫来乞求禄位，这样的人，绝不能加以任用，使其治理国家。

        总结出这四点之后，滔滔不绝的晏子还直接对孔子进行了人身攻击：

        “孔子在仪容服饰上大作文章（‘盛容饰’），繁琐地、复杂地、尽可能详细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和举手投足的节度（‘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

        对一般人来说，这些繁文缛节恐怕一辈子也不能‘殚其学’；从年头到年尾，估计整整一年时间估计都在‘究其礼’。

        如果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引导齐国的大众，估计不是一个明智的挑选。”

        按照我们现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以肯定地认为晏子的部分言语是在大行诬蔑之词，但在当时那个人文环境和社会风气下，齐景公信了。

        “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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